贸易战硝烟下，谁最为紧张？

当“贸易战”的烽火燃起，公众的目光往往聚焦于不断加征的关税税率、此消彼长的贸易逆差数字，或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

然而，这些只是冰山浮于水面的部分。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之下，一股更深沉、更具结构性破坏力的暗流正在涌动，它关乎生产结构的根基，关乎投资的存废，关乎无数企业和个人的命运。

这股暗流的核心，便在于经济体系中“资源专用性”的脆弱暴露。

在这个网络中，许多资源——无论是机器设备、厂房、技术专利，还是人力资本、供应链关系——都为了服务特定的贸易伙伴、特定的市场需求而进行了深度定制和优化。它们一旦离开了预设的贸易环境，其价值便可能急剧缩水，甚至彻底归零。

专用生产要素

在探讨贸易战的冲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资源专用性”的概念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专业化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分工跨越了国界，形成了复杂的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各国、各地区、各企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专注于生产链条上的特定环节或特定产品。

为了在专业化分工中获得最大效率，企业往往会进行大量“专用性投资”。这意味着投入的资源（资本品、人力、技术等）被高度定制化，以适应特定的生产流程、特定的合作伙伴或特定的终端市场。这种专用性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

1、物质资本专用性：企业购置的机器设备、模具、生产线，可能只适用于生产符合特定国家（如美国）标准、规格或设计的产品。

例如，为美国市场生产的电器需要符合其电压、插头标准；为特定美国品牌代工的工厂，其生产线可能完全围绕该品牌的产品特性和质量要求构建。一旦失去美国市场，这些设备可能难以或成本高昂地转换为生产其他市场的产品。

2、场地专用性 ：工厂的选址可能紧邻为美国市场服务的特定港口、物流枢纽或关键供应商。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化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对美贸易的物流成本和时间。如果对美贸易中断，这种区位优势可能荡然无存，甚至变成劣势（例如，远离了新的目标市场）。

3、人力资本专用性：员工积累的技能、知识和经验，可能高度集中于服务美国市场。这包括熟悉美国市场的法规标准、消费者偏好、商业惯例、特定工艺技术，甚至包括销售和客服团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适应性。这些专用的人力资本在失去美国市场后，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员工面临转岗困难或技能贬值。

4、专用资产：企业进行的某项投资，是基于与特定美国客户长期合作的预期而做出的。例如，为了满足某个美国大客户的巨额订单而扩建厂房、增加生产线。这种投资的回收期往往较长，高度依赖于该特定客户关系的稳定性。一旦关系破裂（如因贸易战导致客户转移订单），这部分为特定客户“锁定”的资产就面临巨大风险。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资源专用性是效率的源泉。它使得企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学习曲线效应和精益生产，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然而，效率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高度的专用性意味着高度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剧变，贸易壁垒高耸甚至“脱钩”成为现实时，这种专用性就从效率的引擎变成了企业的枷锁和陷阱。

脱钩冲击波

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关税战演变为更深层次的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乃至全面的“脱钩”威胁时，对那些为美国市场投入了大量专用性资源的中国企业而言，冲击是直接而残酷的。

需求断崖式下跌：美国市场的关闭或显著萎缩，意味着这些企业瞬间失去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订单消失，销售额锐减，现金流枯竭。

专用资源价值的崩溃：这是问题的核心。

机器有可能变废铁。那些为美国标准定制的生产线、模具、检测设备，一夜之间变得无用武之地。它们无法轻易转向生产内销产品或其他国家市场的产品，因为标准、规格、设计要求可能完全不同。改造的成本可能高昂，甚至超过购置新设备的成本。在缺乏需求的背景下，这些曾经价值不菲的固定资产，其市场价值迅速向废品回收价趋近。它们不再是能产生现金流的“资本”，而变成了沉重的“负债”（占用场地、需要维护）。

劳动者的部分技能将失效。

掌握着服务美国市场特定技能的工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变得多余。熟悉美国UL认证的工程师、精通美国服装尺码和流行趋势的设计师、擅长与美国客户沟通的销售代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可能毫无用处。他们面临着失业，或者必须接受大幅降薪，从事那些不需要这些特定技能的、更一般化的工作。

还会发生关系网断裂。

围绕对美出口建立起来的供应商网络、物流渠道、合作伙伴关系，也随着贸易的中断而瓦解。这些无形的“关系资本”同样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其价值也随之烟消云散。

巨额的沉没成本，将产生巨大的杀伤力。

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投入。对于那些进行了大量专用性投资的企业来说，这些投入就是巨大的沉没成本。当市场环境突变，这些专用资源无法转作他用时，企业主面临着灾难性的损失。他们无法像处理通用性资源（如标准厂房、通用设备）那样，通过出售或租赁来回收部分价值。专用性越高，沉没成本的比例就越大，企业应对冲击的缓冲能力就越弱。

由此将带来债务危机与破产。

许多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尤其是进行专用性投资时，往往伴随着银行贷款或其他形式的债务。当收入锐减，资产价值崩溃时，企业将无力偿还债务。专用性资产的低残值意味着即使破产清算，也难以覆盖债务。这不仅导致企业倒闭，更可能让企业主背上沉重的个人债务，甚至倾家荡产。

因此，在贸易战走向脱钩的阴影下，那些为美国市场“量身定制”程度最高的中国企业，其倒闭的风险是最大的。这种风险与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定成正比，而与“资源专用性”的程度和对美市场的依赖度成正比。一个小型但高度专用的代工厂，其脆弱性可能远超一个规模庞大但市场多元化、产品通用性强的企业。

多米诺骨牌

企业的倒闭并非孤立事件，它会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影响到整个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

整个的影响路径如下：

第一，先出现结构性失业。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在倒闭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由于他们的技能往往具有高度的“人力资本专用性”，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与原先技能要求、薪资水平相当的新工作。这造成了结构性失业——失业者的技能与市场上的岗位需求不匹配。

第二，接着出现劳动力向通用性领域的挤压现象。

失业的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涌入那些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更具通用性的行业或岗位。例如，原来在精密电子厂工作的技术工人，可能不得不去应聘快递员、外卖员、或者进入服务业从事简单劳动。

第三，这时将发生通用性领域工资的下降。

大量劳动力涌入通用性领域，极大地增加了这些领域的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需求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可能因整体经济下行而减少）的情况下，根据基本的供求关系，这些领域的工资水平必然会受到向下的压力。原本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工人，也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的风险。

第四，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带来整体平均工资水平的降低。

一方面，高薪的专用性岗位消失；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涌入低薪的通用性岗位，并进一步拉低了这些岗位的工资。这两个因素叠加，导致整个社会或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不仅仅影响失业者和转岗者，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传导机制，波及到更广泛的人群。即使是那些与贸易战看似无关的行业，也可能因为劳动力市场整体供给的增加而感受到工资上涨的压力减弱。

这个过程清晰地揭示了，贸易战的冲击不仅仅是失业人数的增加，更是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重塑和整体工资水平的侵蚀。这种影响是深远且痛苦的，它直接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稳定。

资本的湮灭

除了直接的破产和失业，贸易脱钩还可能引发一种更隐蔽但危害更深远的现象：资本的湮灭。这不仅指专用性资本品的价值归零，也包括通用性资本品因长期闲置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先是专用性资本的彻底报废。

如前所述，高度专用的机器设备一旦失去其服务的特定市场，就几乎等同于废品。这部分社会财富就此蒸发，代表着过去投资的永久性损失。

通用性资本的加速折旧与闲置成本：即使是一些相对通用的资本品（如标准厂房、通用机床），在整体经济下行、需求萎缩的环境下，也可能面临长期闲置。闲置本身是有成本的。

还将带来各种物理损耗。机器设备长期不用，缺乏维护保养，会加速老化、锈蚀、损坏。厂房空置也会加速破败。

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闲置的设备即使没有物理损坏，也可能因为技术的更新换代而迅速失去竞争力。当经济复苏、需求回暖时，这些闲置已久的设备可能已经落后于时代，无法满足新的生产要求。

最终，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会减少。

大量资本品（无论是专用的还是通用的）的报废或加速折旧，意味着社会整体的资本存量在减少。同时，贸易战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悲观预期，会严重打击新的投资意愿。企业主在目睹了专用性投资的巨大风险后，会变得更加谨慎，倾向于持有现金而非进行新的资本支出，尤其是那些回收期长、专用性强的投资。这种“资本罢工”现象会抑制资本形成，阻碍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通过这种因果链条，我们最终能推理结果，那就是生产力下降与工资率的长期低迷。

经济学理论表明，人均资本存量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当资本存量减少、资本形成受阻时，每个工人平均占有的资本设备就会减少，这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工资水平，最终是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此，资本的湮灭和资本形成的抑制，最终会转化为整体工资率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与前面讨论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导致的工资下降不同，后者是结构性的、相对短期的调整，而前者是基于生产力基础的、更长期的趋势性影响。

简而言之，贸易脱钩不仅让当下的专用性投资化为乌有，还会通过闲置、折旧和抑制新投资，侵蚀整个经济的资本基础，从而对未来的生产力和工资水平造成持久的损害。

面对脱钩怎么办？

将上述理论框架应用于中美贸易摩擦和脱钩风险的现实，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描绘出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困境，以及“谁最为紧张”的群体画像。

过去几十年，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不断壮大的产业集群，深度融入了以美国为重要终端市场的全球价值链。许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其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对美出口。这些企业中，存在大量为美国市场进行了高度专用性投资的案例：

电子信息产业：为苹果、戴尔、惠普等美国品牌代工或提供零部件的企业，其生产线、技术标准、质量控制体系都严格遵循美国客户的要求。部分核心零部件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美国品牌的产品。

纺织服装业：大量服装厂根据美国市场的尺码、流行趋势、季节性需求进行生产。其设计、面料采购、生产排期都围绕美国客户订单展开。

家居、玩具、日用品：这些行业同样需要满足美国的安全标准（如CPSC）、环保法规、消费者偏好。生产模具、使用的原材料、产品设计都具有相当的美国市场专用性。

装备制造业：部分为美国特定行业（如能源、工程机械）提供配套零部件的企业，其产品规格和技术参数也是“美标”的。

当中美贸易战爆发，关税壁垒高筑时，这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资源专用性强的中国企业，无疑是站在悬崖边上，最为紧张的群体。

最为紧张的群体画像就出来了：

1、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企业主：他们投入了毕生积蓄甚至举债经营，建立了专门服务美国市场的生产线和团队。脱钩意味着他们的资产可能一夜归零，面临破产甚至个人财务毁灭的风险。他们是这场风暴中最直接的承压者和潜在的最大损失者。

2、在这些企业工作的、掌握专用技能的员工：特别是那些技术骨干、核心管理人员、资深销售等，他们的职业生涯与企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旦企业倒闭或转型，他们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将大幅贬值，面临失业、降薪和艰难的职业转换。

3、为这些出口企业提供配套的国内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可能也是围绕着最终出口美国市场来定制的。他们的命运与下游的出口企业唇齿相依。

4、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那些风险评估不充分、过度集中于某些出口行业的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将面临不良贷款激增的风险。

5、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税收和就业高度集中于受影响行业的地区，他们面临着经济滑坡、财政减收、社会失业率上升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

面对脱钩风险，中国企业肯定不能束手待毙，需要积极寻求应对之道。

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多元化。

大力开拓全球非美国市场，重要的是欧盟、东盟等其他区域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然而，新市场的开拓需要时间、成本，且未必能完全吸收原有对美出口的体量和利润率。不同市场的标准、需求也存在差异，需要进行新的专用性投资。

第二，是转向国内市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是巨大的战略纵深。许多出口企业尝试“外贸转内销”。但这同样面临不小的挑战，因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渠道建设困难、品牌认知度低、消费者偏好不同、质量标准与成本控制需重新适应等。

尽管有这些应对措施，但对于那些资源专用性极高、船大难掉头的企业来说，转型的阵痛是剧烈且必然的。贸易战和脱钩风险，正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某些特定经济结构进行强制性的、痛苦的重塑。

回到最初的问题：贸易战中，谁最为紧张？

总结一下：答案并非简单的“中国”或“美国”，也不是笼统的某个“行业”。最为紧张的，是那些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将身家性命押注在特定贸易伙伴身上，进行了大量不可逆、不可转换的专用性投资的企业主、投资者和劳动者。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脱钩风险的背景下，中国那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其生产设备、技术、人力资本乃至商业模式都深度绑定美国需求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神经最为紧绷的群体。

贸易脱钩对他们而言，不是简单的收入减少，而是生存危机。他们的专用性资源面临报废的风险，企业可能倒闭，个人可能破产。

由此引发的失业潮将冲击劳动力市场，通过“挤出效应”拉低整体工资水平。而被闲置乃至湮灭的资本品，则会损害经济长期的生产潜力，进一步降低了工资率。

这种基于资源专用性的脆弱性分析，揭示了贸易战的深层破坏力。

它超越了关税的计算，触及了经济结构的根基。它提醒我们，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是以牺牲一定的韧性为代价的。

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剧变时，那些在旧秩序下最为“优化”和“专用”的经济单元，往往也是新变局中最脆弱、最痛苦、最“紧张”的部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贸易战的真实成本，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数字的波动，更是无数微观主体命运的沉浮，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中国而言，只有突破常规，加大开放力度，实施前所未有的开放举措，才能帮助那些“最为紧张”的企业和个人实现平稳过渡和转型。

千万不要印钞来解决。

来源: 网易财经